作者：方志英
乡村的夜晚是寂静的，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早早上床睡觉了。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布，把村庄、田野都笼罩得黑乎乎的，淡淡的星光之下，可见一条条如蛇一样弯曲的白色小路在山野里蜿蜒着，这时候，如果从小路上走过来三五个举着手电筒的孩子，或是兴高采烈急匆匆赶路的大人，那一定是去看露天电影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电视机在农村还没有普及，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对贫乏，能够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对大人小孩来说绝对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只要听说哪里有电影放，小孩子就会兴奋地连饭都顾不上吃，早早就搬上板凳往电影场里霸位置去，大人们也早早放下农活，吃过饭，便带上小一点的娃，拿上手电筒，从各个乡间小路像赶集一样向着电影场涌去。
那时候看的电影多是《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革命战争片，虽然翻来覆去放的都是这些老电影，但大家依然喜欢看，乐此不疲。看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时候，我们十分敬佩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叔叔们，他们在铁道上抗击日寇的身影在我们的眼里是那么帅、那么神气、那么伟大，那一首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我们同学之间争相传唱着；看《小兵张嘎》的时候，我们都很佩服张嘎子小小年纪都那么大胆，敢和日本鬼子作斗争，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都在心里暗暗下决心，等长大了，也和张嘎子一样去参加革命队伍、打列强、保家卫国。一场场露天电影，让儿时的我们接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思想教育；一场场露天电影，让儿时的我们知道了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对那些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崇拜不已。
我特别着迷露天电影，但那时的露天电影是公社放映队轮流到各个大队放映的，我家就住在大队后面一里路远的地方。如果哪一天有露天电影放，晚上放学回来路过大队的时候，总能看见大队后面的小山包上，用竹竿高高地挂起了四四方方的白色银幕，在微风中晃来晃去，心中就十分欢喜，慌慌地小跑着回到家，把拴在山坡上吃草的羊儿、牛儿早早地牵回家，把院子里乱跑的鸡、鹅早早地赶进圈，把挂在院子里绳上的衣服收进屋里，然后跑到厨屋把稀饭煮上，等着母亲放工回来早早吃过晚饭好去看电影。
夏天的晚上天黑得比较晚，趁着天还没有全黑，随便扒拉了两口稀饭，便背上长条凳，带上两个妹妹，急慌慌地往大队赶，从屋后的竹林出来，穿过一片坟堆，经过一段平时较少人走的天塘埂，为了看电影，我们都忘记了害怕。看电影的时候，我们的神情是专注的，整个情绪都被电影精彩剧情感染着，看到革命胜利会欢呼，看到英雄牺牲会流泪，看到坏人会切齿痛恨，有小伙伴还会激动地向银幕扔石头，嚷嚷着：打死坏人。等待换片的时候是急煞人的，又不敢去厕所小便，生怕错过了下面的故事情节。电影散场了，还沉浸在电影情节里，茫然地跟着散场的人流往外走，走到夜色笼罩下的天塘埂上，看到四周空寂一片，耳畔只有咕哇咕哇的蛙声，和前面一堆黑森森的坟堆，突然就感到了害怕，脚再也迈不动了，好在这时有爷爷打着手电筒寻过来，接我们回家。
那时我们家住在生产队的后面，与前面的大庄子隔着两里多路，消息比较闭塞，除了本大队放电影外，别的地方放电影都不知道。即便是知道了，又因为是女娃儿，为了安全，母亲是万万不让我们去的。那时家里的两个哥哥像两匹小野马，整天往前面的庄子窜，晚上他们回来时就像个急猴子，三口两口就扒完一碗饭，然后撂下饭碗就往外跑，那一准是哪里有电影放了，我们三姐妹也赶紧放下碗，追在他们屁股后面也要跟着去，他们就哄着我们房前屋后地转，三转两转就跑得没影子了，只剩下我们气急败坏地大哭一场。
现如今农村都富裕了，电视机几乎家家都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机上都可以下载视频了，看一场电影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再也不用走几里路，再也不用顶风冒雨去看一场露天电影了。露天电影不但没人放了，即便是有人放也应该是很少有人再去看了吧。但是儿时看过的那些露天电影，却一直温暖着我的记忆，那些革命电影给我们幼小心灵带来的感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里，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巫龙助学作者：黄球梅
在龙川，“巫龙助学”的故事世代相传，乡乡村村无人不晓，不少的老者还能娓娓道来。
明朝年间，巫龙出生于龙川县田心镇下塔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他一生勤劳节俭、纯朴善良、乐善好施、疏财仗义、专做好事，高尚的美德令许多乡人称赞不已。有一次，巫龙赶集回家，在离家不远的大路上见一老者奄奄一息躺在路中间，他二话没说，将老者背回家中，把家中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掉，炖汁把老者救活。老者乃神仙所变，受其乐于助人的美德感动，便把点土成金之术传授于他，然后化作一道清风而去。此后，巫龙成了左脚踏银、右脚踏金富甲一方的活财神。
富了之后的巫龙，仍保持客家人那种优良传统美德，依然乐于助人，省吃俭用，从不奢侈。有一年，巫龙去顺德办事，偶见一牧牛小孩长得眉清目秀，相貌堂堂，气宇轩昂，便问：“细佬哥，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放牛而不去读书呢？”那小孩泪眼婆娑，哽咽着说：“我叫黄仕俊，原籍在龙川田心上塔，只因家境贫寒，便搬迁到顺德谋生，现家父卧病在床，母亲一人躬耕劳作，无法供我上学读书。”巫龙听后，恻隐之心油然而生，马上随黄仕俊回家，探望黄仕俊的父母。在黄仕俊家里，巫龙目睹了黄仕俊贫困的家境，即拿出三两银子给黄仕俊的父亲医病，随后又承诺资助黄仕俊上学读书，直至京试高中。打这之后，黄仕俊专心致志，刻苦攻读，奋发上进。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明万历三十五年，黄仕俊中了状元，便带着大队人马回龙川田心下塔村祭祖。黄仕俊大队人马走了不到一里路，就看见下塔巫姓的人在巫龙的带领下也来迎接他，他立即下马跪在巫龙脚下，叩谢巫龙对他的再造之恩，并拜巫龙为义父。在巫氏宗祠拜祖之后，黄仕俊为感谢巫龙那种助学的“博大”胸怀，他令人拿来文房四宝，为巫氏祠堂题写“巫氏大宗祠”的牌匾。此牌匾为石刻，现仍镶嵌在巫氏祠堂门口上方。
巫龙助学的故事，充分展示了龙川客家人的精神风貌和客家人那种“纯朴善良、乐善好施、知恩图报”的良风美德。
帮父亲掏耳朵作者：卢兆盛
那天下午，医院的病床上打吊针。突然，他想坐起来，我忙问是不是要喝水，父亲说不喝，抬起左手，指指耳朵，说：“好痒，给我拿根棉签来吧。”我赶紧把父亲扶起来，找护士要来了两根棉签。
我知道父亲是想掏耳朵了，但，他右手扎着针头，只有左手有空，掏得了左耳，右耳肯定顾不上。我要父亲忍一忍，等打完针再掏，父亲说实在是忍不住了，必须马上掏。我犹豫了一下才下定决心：“我来吧。”父亲先是摇摇头，接着点点头：“好。”
我走到父亲床头边，开始帮他掏耳朵。
毕竟是第一次，拿着棉签的右手居然有些不听使唤，颤抖起来。父亲感觉到了，说：“莫担心，掏吧。”
棉签慢慢伸进了父亲的右耳朵，轻轻转动几下，我问父亲：“这样可以吗？”父亲说：“蛮好。”我这才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掏。渐渐的，手不那么抖了，动作也麻利多了。
约摸一支烟工夫，父亲的两只耳朵终于掏完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发觉手心和额头都已渗出了汗。一阵凉风吹进窗来，我看见父亲皱纹密布的脸露出了满意、开心的笑。父亲告诉我，将近半年没掏耳朵了，现在掏了，耳朵不痒了，也舒服多了。
我知道，因为掏耳的工具是棉签，而不是耳勺，效果肯定不会那么理想。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掏，只能算擦，但，已年逾五旬的我，权且也算有生以来给父亲掏了一次耳朵吧。如果父亲不是因病住院，如果住院了打吊针这会耳道不是痒得难受，且不是我陪伴，那我此生可能连这样一次机会都不会有。
父亲年近八十，最近几年，身体每况愈下。腰椎盘突出，让父亲原本硬板的腰身佝偻了几分；近年患上的前列腺增生并发膀胱结石，更令父亲雪上加霜，身体状况更糟了。手术后的父亲显得苍老了许多。掏耳朵那会，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挨着父亲，我才发现父亲真的老了！满头白发，其间没有掺杂一根青丝；满脸皱纹，如纵横的沟壑，且深而密……
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们五兄妹掏耳朵的温馨美好的情景。
可以说，我和四个弟妹掏耳朵的“工作”都是父亲一人“承包”的。那时，父母都在生产队出工，天天忙得晕头转向。父亲更忙，当了生产队长，每天早出晚归。但，再忙，每隔两三个月，他总会选在一个月华如水的晚上，抽出一点空闲，给我们轮流掏耳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还没通电，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煤油贵，灯光弱，父亲便在自家小院里摆上两张小矮凳，拿出奶奶的陪嫁品——一只约半根筷子长的银耳勺，开始给我们掏耳朵。
一轮皓月挂在中天，皎洁的月光洒满整个小院。我们紧挨着父亲，头枕着父亲的大腿。父亲细心极了，轻轻地掏，慢慢地掏，掏了左耳掏右耳。我们眯着眼睛，尽情享受着浓浓的父爱，只感觉那种幸福、那种天伦之乐，满满的，很快从心里溢了出来，与遍地的月光融合在一起了……
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也还曾想过，等长大了，也帮父母掏耳朵。后来长大了，我却远离了父母，“常回家看看”，更多的是挂在口头，放在心里，而真正付诸行动实在太少了。帮父母掏耳朵，更是成了一个空想或一句空话。
这次帮父亲掏了耳朵，其实，还不能说当年的空想或空话就已经完全兑现了。自己是在父亲患病的情况下，才伸出帮助的手。父亲病愈后，我若还能自觉、主动地多给父亲掏掏耳朵，那才算真正尽了一点点儿做儿子的孝心吧。
想到这里，我，除了内疚，更多的是自责……
编辑：刘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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