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出政绩”之所以产生并盛行，绝非偶然。表面上看是执行工作任务的下级和基层用材料充当“政绩”，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然而，虚假的“材料出政绩”之所以有市场，从根子上讲，还与上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政绩观歪曲、领导方式和方法简单粗糙，密切相关。
据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人员吃紧，而有些上级部门制定下发的文件缺乏指导性，平时缺乏有效督促指导，年终只能靠编材料应付；有些检查考核只注重上报材料不看实际成效，惯于听听汇报、查查痕迹资料、走马观花调研走访，这也助长了基层“通宵达旦补材料、不重实干重文案”之风，使得众多的干部加入到“材料出政绩”生产者的行列。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好坏与快慢，都需要总结。它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的一种回顾、分析和评价。从定义中，就可以看到，总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回顾，即罗列、概括工作的内容；二是分析，即对所做的工作内容进行深入探究，从中发现问题、吸取教训、提炼精髓、总结经验；三是评价，即对工作效果的一种判断，是好还是坏。
总结的重要性，已不必赘述。一些地方“政绩材料包装”，危害甚大。
第一，“材料出政绩”消磨基层干部的干事热情。成果是该及时总结，但要符合实际情况。比如，有些地方推广的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做法，基层干部刚接到任务没几天，就被要求上报落实成果。个别地方有时候甚至下达任务和汇报成果同时进行，让基层干部很不理解。没有成效硬要成效，干部们也只好从材料上下功夫。大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造假上，磨基层干部的干事热情。
第二，“材料出政绩”造成“务虚”的风气。有的上级要求不切实际，当地没有的工作也要求下面要写报告，导致材料造假；有的交接工作缺乏延续性，换一次领导，就要重新写一份报告；一些地方对下级的检查考核存在“脱实向虚”，凭材料“颜值”论英雄，看的不是实干的能力和结果，而是坐在办公室看口若悬河式的政绩阐释或者厚厚的“政绩材料”，成了谁宣传得好政绩就好，谁的材料越厚，政绩就越好，让正确的政绩观变了味。
其结果，这样的官僚主义就催生了大量形式主义，“兵马”未动，“材料”先行；“实干不行，材料来补”。这种用材料“说话”、拿材料“邀功”的错误政绩观，进一步刺激了“材料出官”的念头。
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政府党组成员、原副县长、生态移民局局长陈跃在负责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工作中，推动项目建设不力，截至年7月全县达到入住条件的移民住房仅有套，与任务数相差套，实际搬迁户和搬迁人数只占总计划的24.24%和26.%；同年6月，上报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数据时，陈跃明知工作实际进展与工作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就要求职能部门按住房主体建设完成率%上报。陈跃工作怠惰，弄虚作假，对岑巩县脱贫攻坚工作造成消极负面影响，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副县长、生态移民局局长职务。
有些地方为了捞政绩、抢头功、当典型，在“总结”上下功夫，把其他地方的一些成功做法，换了个地名。这样也能够获得上级认可。而有些地方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也未必能得到表扬，容易造成“务虚”的风气。
不踏踏实实做事，只把心思放到“注水”“包装”“提炼”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整材料”上，不仅浪费了宝贵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而且把工作着力点带偏了方向，必定会耽误工作进展。
“材料出政绩”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政绩造假，实质上是一种隐蔽的政治腐败。造假者得利、务实者吃亏，会形成“劣币驱除良币”的局面，使务虚之风盛行，长久下来，必然破坏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第三，“材料出政绩”掩盖了政策漏洞。人非圣贤，任何人都可能会犯错误。对所犯错误进行总结反思，找到产生错误的原因，才可以杜绝同样错误的再次发生，同时警示自己力争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
然而，“材料出政绩”的做法，已经不是为了指导工作，而是为了证明地方政府政策的正确性。这是在为自己的“不作为”作掩饰、找理由、寻借口，如果得不到治理，就会造成文风浮夸，空话套话假话连篇。就会造成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
第四，“材料出政绩”影响了干群关系。“材料出政绩”的做法，是在为自己的“不作为”作掩饰、找理由、寻借口，是欺骗人民和愚弄上级的一种伎俩，必然造成干部工作严重背离人民意愿，群众感情被伤害。不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极易在干群之间竖起“隔离墙”。（本文节选自《为政崇实：破除15种形式主义顽症》）
《为政崇实：破除15种形式主义顽症》
李松著
ISBN：-7---0
新华出版社年9月
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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