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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中原文化研究》年第3期
摘要
盟誓制度因其仪式完备，文本具有法典意义而具有早期国家制度的核心特征。在先秦时期，盟誓制度对于形成最高统治者权威，建构天子与诸侯关系具有独特意义。以黄帝、帝舜和夏禹为代表的合符信物模式，以夏启、商汤、周武为代表的会盟誓师语言仪式模式，以歃血为盟的天子诸侯关系的文字法典模式，是中国早期国家盟誓制度的三种基本形式。盟誓国家形态与集权国家并行，在建立包容性共同体、管理边疆事务和培育新兴政治势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以盟誓制度指称中国早期国家，是中国学术话语的表述，也是恢复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本来面目的尝试。
关键词：盟誓制度；早期国家；天子诸侯秩序；中国学术话语
对于中国大多数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近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跟传统的学术文化明显地区别开来。除了考据学、文字学等部分学科与传统存在较多的联系外，大多数都是另起炉灶，使用了不同的学术话语和概念，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当然这种改变主要是西化，即整体上与西方学术接轨，如引用西方的学术著作，使用西方概念，等等。从整体上看，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是进步了，但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话语权丧失，影响了学术创新，当然也就制约了文化的自主发展。
以国家制度研究来说，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与今日学术界惯用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左传·桓公二年》中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说法，那么“国”“家”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等级行政的概念，与今天民族整体的国家概念不一样。虽然我们今天也称“国家”，但这个国家概念已经是外来的了，不是传统的“国”“家”概念了。现代的历史学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倒是不称古代国家研究，而是称古代社会研究，又用一个叫“社会”的词来替代。国家和社会，大抵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汉字和词汇，被日本用来翻译西方的相关概念，于是意义发生变化了，再通过翻译转内销回到中国，概念意义就完全变了。现代学术概念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从日本汉字借鉴的词汇，它是一套新的体系，是西方的文明制度与文化观念在学术上的框架体系，整体上制约着中国学术界的表达方式。
这样，中国历史传统本身具有的表述就要与这些外来词汇看齐，要适应这些词汇表述。这适应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系列。直到当下，中国的传统学术话语还是要转换为西方话语体系来表述。学术研究往往就是转换中国的传统话语为西方的学术话语，我们把这样的转换称为研究。
在历史研究尤其是国家制度研究中，这种倾向十分明显。这种做法，有些是必要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20世纪初我们是把国家之前的组织形态从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进行排比，然后就是国家产生。这是摩尔根描述的美洲、大洋洲等地的早期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之前经过恩格斯的转述，一度成为早期国家的经典表达，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态和概念也要削足适履，装进这个套子，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都是合理的选择。对于这种研究的历史贡献与不足之处，童恩正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反思。此后谢维扬先生也有讨论，并提出以“酋邦模式”来理解中国的早期国家。一段时期以来，氏族—部落联盟模式和酋邦模式成为解读中国早期国家的主要模式。但是，非洲的早期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不是就可以拿来解读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态？人们当然也有很多的疑问。“酋邦说”开拓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知道了古代国家形式的多元形态，但是这种拿国外的早期国家模式来解读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与过去的摩尔根模式没有太多区别，本质上是一样的。
中国就没有自己的国家模式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家发展形式，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我们为什么不使用呢？本文是要讲述一种中国的早期国家形式——盟誓制度，这是与氏族部落联盟，与酋邦不同的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盟誓制度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基本形式，以及集权国家形成后长期存在的大联盟国家模式和边疆管理模式，充满了管理智慧。以盟誓制度指称早期国家形式，也是建立中国学术话语的重要实践。
一
盟誓性质的定位与理解
关于盟誓，有很多的解读视角，这首先要看如何定位这项制度。由于其杀牲歃血的特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仪式，这让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者很感兴趣，当然也包括历史学。所以一部分学者对于盟誓的程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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