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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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的》这首歌是在年，艾敬刚20岁。那个时候她听了苏珊·薇格的《Luka》，决定“把当时自己19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写一遍”。那个时候她对人生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去南方”不意味着淘金，更多是自由。那个时候她“可能也是想着扬名世界吧”，像U2、TheBeatles一样。
“想来可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经历很多了，一定要纪念一下。”艾敬的这份“纪念”让她年少成名，红遍中国。她被日本媒体称为中国的苏珊·薇格，她们有着共同的形象：休闲装（在媒介批评者看来，这是自由随意、不寻求取悦男性的某种标志），抱着木吉他（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吉他被看作“摇滚”歌手的标配、标识，而“摇滚”又时常被解读为“叛逆”），浅吟低唱叙事性的歌词（“民谣”），对社会议题的 从唱法到性别，从出身到爱情，从现实到憧憬，那个20岁的小姑娘浑身贴满了标签。每个标签意涵之凝重和严肃，仿佛可以笼罩她一生。
“后来才明白，人生是由一个个段落组成，而每一段可以是毫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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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拿我的工作鞋像是……拿着毒药？”艾敬对给她递上平底布鞋的助理说。
工作鞋是老式黑色的，上面滴着不均匀无规律的五颜六色的油彩，就像艺术晚宴上顽童的围嘴。
艾敬是我这些年的采访对象中，为数不多的明确表示星座这东西还挺有道理的人。她是处女座的。
“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别人。”她指的是自己目前从事的艺术工作--绘画、雕塑，也做装置艺术，年成为首位在国家博物馆办个展的当代艺术家。
工人去她家安装挂壁电视机。艾敬打量又打量，指着一边说，“这里有一点点低了。”安装工不信，重新查了一遍水平，没问题；拿尺子精确一量，差了不到一公分。工人问：小姐，你是干什么的？艾小姐说：我专门干这个的。
穿上布鞋，她的娇小立刻显现出来。在某个场景下，摄影师按了几下快门，艾小姐说：我觉得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就别再累我了哈。气氛不是很自然，但她毫无疑问是这间“大工棚”里的女王。
艾敬的“大工棚”在北京东北五环外的环铁艺术区。这里类似于，是成片废弃的工厂厂房，但布局没有那么整齐。在一个小餐馆把守的路口，树草中竖着指向四面八方的路牌，锈迹斑斑。夏日里走过来的路上布满响亮的蝉鸣。艾敬工作室是橘色的门，没有挂牌。二层的空间，天花板的几扇天窗用半透明的材料遮挡，透进阳光。她的写字台上有个地球仪，有阳光照着便自转。旁边立着她新书的样本：《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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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广州，在东方宾馆，两个寻找音乐路的沈阳女孩见到了香港音乐人梁和平。她们的名字是艾敬和那英。那次见面，梁根据两人的风格和性格差异，分别做了建议。他给艾敬推荐了美国的苏珊·薇格和美国的TanitaTikaram，都是民谣摇滚（FolkRock）风格的女歌手，“一把吉他，自己能写歌唱自己的生活。”梁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见面之后没多久，艾敬就告诉他，自己托人在香港找到了那几张磁带，“这让我觉得她能听朋友的建议并且还很有心。”
苏珊·薇格在《Luka》里唱道：“我的名字叫卢卡，我住在二楼，如果你经常听到我的家里有吵闹的声音，不要觉得很怪异……”
艾敬想：“她写的这些事多小啊，我也可以说我的名字叫艾敬，我从沈阳出来，我去过北京，现在想去香港。”
17岁时离开沈阳，是觉得这座小小的老工业城市施展不了她大大的梦想。到北京考入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没多久，她就把沈阳和北京做了一番比较，发现剧院团是“一种体制，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人事部、食堂、宿舍、老师、主任……
“就像鸡蛋和鸭蛋，都有蛋黄，只不过北京的蛋黄更大些。”
她跑到广州，录制了畅销的卡带，赚了钱，谈了恋爱，生活安逸。这段生活也成为她日后写歌的素材。在与梁和平见面一年之后，《我的》问世。起初她写了歌词找别人给谱曲，音乐人都直皱眉：一行13个字，“这不是歌词。”专辑的编曲王迪说，这歌你应该自己写。
“在《我的》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当时的音乐圈里的人都在传，说艾敬写了一首很特别的歌。这让我很惊奇，因为那时候，在我认识的女歌手里面，还没有自己写歌的，尤其是写出民谣摇滚类型的歌来。”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曾回忆。
金认识艾，是在年国家环保局举办的“地球的孩子”大型演唱会上。“这是年流行音乐走上前台之后，南北音乐人的第一次合作。”金记得，这次演唱会留下3首歌，朱哲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英的《山沟沟》和艾敬的《流浪的燕子》。
香港回归的谈判完成后，就有音乐人开始创作相关题材，都是宏大叙事。金开玩笑说，有关香港回归的歌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我们的家长要把孩子领养回来，一类是兄弟姐妹要回归。艾敬的视角却很特殊。”
“按照当时我们的标准，这首歌是不大能进入主流的，但大家没想到的是，它在大学生中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因为艾敬的表达，是非常真实的，触及了当时青年一代人的内心自我表达和对历史的反思。”金说。
豆瓣网友“小莫”就属于金所说当时的青年一代。小莫在乐评中说，《我的》吸引自己的正是“浓重的个人情绪”：“这里面，有怀念，有怀疑，有希望，有失望，有迷茫，有梦想般的理想。更明白地说，有那个时代的一部分青年的生长情绪……”
在大陆风行的同时，也传到了港澳台和其他亚太地区。外国记者通常会解读其有政治隐喻。每当他们拐弯抹角地提问时，艾敬就会说：这首歌就是一个情歌--“我的那个他在香港。”“他能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
这首歌完成时取名《》，后来艾敬改作《我的》。
“这就是我的（歌），代表着我自己。我不代表任何人，就是很固执、很主观的觉得这是我的一首歌，都是我的故事。”她不想让这首自述性歌曲显得太“政治”，但“非常讽刺的是，恰恰是这种表达--增加的‘我的’一词，艾敬强调她与集体主义或者国家是分开的，她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反而让这首歌更加政治化了。”音乐理论学者尼姆罗·巴拉诺维奇（NimrodBaranovitch）在他的著作《中国新声音：流行音乐、民族、性别和政治-》中评述。
在巴拉诺维奇看来，艾敬的创作和吟唱，“建立了一个跟《纤夫的爱》中的‘小妹妹’（坐在船头，被她的男性伴侣拽着纤绳牵引着，等待他来亲吻她）几乎完全相反的形象。艾敬将自己描绘成一个独立、自由、主动、活跃，也许还有些叛逆的女性，是一个17岁就离开家的流浪者，在全国流浪以追寻自己的梦想。”《纤夫的爱》是那个年代异常流行的一种类型的歌曲。艾敬的女性视角显然与之不同，但相随而来的，却是与社会话语体系之间道不清的关系。
“在《我的》和她整个的音乐活动中，艾敬与国家和官方话语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巴拉诺维奇说。内地观众和官方话语认为这首歌表达了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啦”），这当然会使它受到欢迎。但它同时也包含向往香港的“花花世界”，对不能去香港看望男朋友的抱怨，都有“崇媚”和不“爱国”的嫌疑。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与大陆相反，大多数台湾人不喜欢艾敬的《我的》，以及她后续的所有的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彰显了大陆的大国沙文主义（chauvinism）。”巴拉诺维奇在书中说。
唱片发表后（大概在到年年间），艾敬到香港做宣传。歌友会上，一个香港人对她说：艾小姐，你唱，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很害怕。艾敬哭笑不得，心想：“害怕”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想让我解答一些问题，我解答不了。”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艾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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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间，艾敬有一件未完成就销毁的装置作品，叫《棋子》。作品没有按照她的预期实现。虽然她会强调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她内心已经有所得，某种程度上到达了。
在外交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和两名硕士生的帮助下，艾敬选取了近60年来国际上的60位知名人士，包括政治领袖、宗教人物、和平人士等，想把他们的头像以组对的方式做在巨大的围棋棋子上，寓意“世界无非是一盘棋局”。
最初产生这个想法，也跟香港97回归有关。她对历史事件、时空节点感兴趣，想做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对照，毛泽东对尼克松、小布什对萨达姆等。
艾敬的野心是，“想做一个影响世界的作品，因为用这样的语言全世界都能看得懂。”
她用一年的时间筛选人物、确定照片。她挑剔材质，每个棋子都用紫铜去做，薄而软却不脆弱，价格不菲。铜胚敲好，打磨喷漆时，她拿着几百瓦的灯泡趴在地上照--不能有坑，不能有斑点，不能有气泡。
制作的几年间，选取的人物死了好几个，如卡扎菲、本拉登等。原本她圈定60年的时间范畴，觉得这是自己能够掌握的。但做着做着，“突然感觉到很难受、很复杂”，“他们某种程度是某个区域的领导，甚至是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但是很多人的下场都是悲凉的或者是很难去定义他们，正在发生时，很难给他们一个准确的评价，所以我突然厌倦了。”
已经做好的十多个脑袋，有大有小，想在一起呈现出整齐干净又各具形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处女座不能忍受其中有一丝一毫的乱。最终她决定将做好的头像销毁，只留下了“萨达姆”--那个作品完成的质量和颗粒质感她太喜欢。其余的棋子在跟随主人公轰轰烈烈一番之后，都归于无形和平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艺术家始终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她最后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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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香港，艾敬的身份是旅行团的游客，白日里从深圳过关，旅游巴士在尖沙咀落地。
“香港比我想象的亮，非常刺眼的亮。他们的天太蓝色了，他们的地不是我们北方的柏油马路，他们那里都是水泥，特别反光。”亲见的香港不是香港电影里黑夜中的油麻地、旺角、深水埗，黑社会、夜总会，“没有想到它是那么的亮。”
“一幢红砖茶色玻璃的高级公寓下面，走着一位贵妇，手里牵着一条明显不属于亚热带生物的牧羊犬，厚厚的毛干净潇洒地垂着，在太阳底下泛着光。啊！这就是香港？！”
与光一样饱和的，是声音。汽车的声音被高楼闷在窄街底层，楼房里冷气的声音冲到大街上。“这种噪音让我似曾相识，像小时候父亲的工厂，有点找不着北。我吓坏了。我以为香港应该是很静的状态。”
当“八佰伴”、“午夜场”、“红磡体育馆”扑面而来的时候，“声音和光的刺激，太炫了，让我眩晕，好像踩到珍珠上，怪不得是‘东方之珠’。”
后来在香港的工作发展，多数已经记忆模糊。比如她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做一个电视访问，“因为我不是很配合的，我不能像香港艺人那样配合的，所以他们（电视访问录制方）说，那你走吧，不用你做了。”
当时艾敬签约日本的一家唱片公司（五大唱片之一），该公司专门为她成立了亚洲部。但是，艾敬感觉，“实际上我个人的事业发展在香港一直都没有得到认同。这也是作为一个大陆人，我并没有被香港认同。喜欢我的那部分人一般都是知识层面的知识分子，普罗大众肯定会觉得这个内地妞，或者说她要来干吗？分一杯羹吗？我觉得戴着某种有色眼镜。”
感觉到不受欢迎的气氛，“我觉得在香港我都很难交到朋友，就不要提在那里发展音乐了。”艾敬的音乐事业在香港没有太多停留，也没把演唱会开到红磡体育馆，“当你真的迈入香港的时候，（你就能感到）你不会跟哪里有任何关系。我把这个梦就翻篇了，直接去了日本。”
在大陆，尽管红了，艾敬也没有走上主流舞台。只是在年，文化部邀请她和《我的》代表中国去哈萨克斯坦参加“亚洲之声音乐节”，她获得了最高奖项“市长奖”，开奖时舞台中央被灯光照耀，一辆白色的汽车熠熠生辉。
如今再说起，她已经忘记这个歌唱比赛的名字。
年7月1日，香港真的回归了，艾敬和她的家人在香港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她在天星码头附近的一个酒店平台参与了电视直播，镜头直对着海上查尔斯王子的皇家游艇。她接受主持人的访问并现场弹唱《我的》。
那天晚上，香港飘雨。那一刻，她感觉失落，因为邀请她来这里录制节目的，是日本NHK电视台。
“英国人很体面地徐徐离开。全中国人欢欣鼓舞，全世界在注视，有多少人此刻心情复杂地见证了这一刻。我随镜头望向波浪起伏的阴郁的海面，看着渐渐远去、消失在弥雾里的皇家游艇，似乎隐约感觉到了自己的音乐生活正像我那首歌《流浪的燕子》一样，注定在主流以外飘泊、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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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敬的绘画作品以暖色系为主，红、橙、黄色居多，它们陈列在工作室里的时候，映照着天顶洒下的阳光。她曾经以为自己喜欢蓝色。但她对海没有深入肌理的感知，她明明知道海在不同的光线下，颜色会呈现微妙的变化，但她就是画不出来，“大海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蓝色。”
回到家乡，她发现自己对土地的颜色“信手拈来”，能分辨、缔造出层次感。她与锅炉、金属、机械的相处，跟渔村少年与虾蟹的关系一样和谐。
艾敬另一首代表作《艳粉街的故事》描述了她出生、成长、做梦的地方。
艳粉街曾是沈阳铁西区著名的棚户区。相传那条街道在努尔哈赤时代开满夺目的胭脂花，取其种子研磨成末，为皇室生产化妆品，称“脂粉屯”。20世纪初期，日本人在铁西区开设众多工厂，大批产业工人到此落户，机油味取代脂粉香。
儿时家境清苦，艾敬就在纸上画冰箱、电视机，期盼“四个现代化”在世纪之交实现。
长大后，她信手涂鸦专辑封面，被画家张晓刚看到，鼓励她拿起画笔。
年，她的专辑《中国制造》（MadeinChina）被禁止发行，审批意见写在绿色的稿纸上：“以‘中国制造’为题，有损中华民族尊严”。艾敬保留着这张纸，因为审批的人“写着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从此开始，艾敬渐渐向歌手身份告别。
年，沉寂多年的艾敬从旅居的纽约回到国内，发行新唱片《是不是梦》，突然发现国内的听众“只听两个声道”--伴奏带和人声，“大家对一个音乐流不流行的标准是在卡拉OK的点唱率”，“而我每一个音乐的背景是几十个声道”。
为了宣传，她强迫自己适应那种娱乐氛围，很不情愿地做一个节目，只为了在结尾时能唱支歌。她的内心要求看上去特别古怪：“歌唱应该在一种有准备的情绪和状态之下去表现，它需要专业灯光和音响的配合，需要美感和在合适的环境氛围下进行。它不可能在一段神侃和游戏搞笑之后马上进入一首歌的深情演唱，那样太过荒谬和错乱。”在电视访谈中，如果主持人临时要求她清唱一段，她会错愕，再强装镇定去掩饰尴尬。
她的左耳突然感到不适，里面鼓满了气，听力下降。她惊慌焦虑地寻医问药，医院都查不出病因。
吊诡的不只耳朵。半夜醒来，“皮肤会疼”，她想，这大概就是“切肤之痛”吧。
“我后来留意到这种‘病状’的发生是每当我遇到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时发作。”她在回忆文章中说，“我的左耳就像一个会生气的小孩，想要拒绝听从那些无聊的工作。”
在工作室的露台上举办了一场毫无说明的烧烤会后，她回了纽约，并决定在那里定居，全身心地投入到绘画中。把特地为了辅助她工作而从日本赶回来的妹妹“极其不负责任地”留在了北京。
“我从一个梦中醒来，另一场梦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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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桌的太阳能地球仪前，艾敬跟我吵了起来。她说自己在香港的朋友，要么是内地人，要么是外国人。“土生土长的香港朋友，我没有，一个也没有。”我问，歌里唱的“我的那个他”是不是香港人？或者算不算朋友？她急了，拒绝回答。
艾敬在香港拍摄过一部电影《等待董建华发落》。影片主要讲述英国统治时期，由于无法给予未成年重犯刑期，这些少年犯被判“等待英女王发落”。香港回归前夕，还没有等来英女王赐予明确刑期的犯人们害怕在内地的刑罚体系下被判死刑或继续无了期地等待，各方请愿。艾敬在其中扮演了随母来港的内地妹誉玲，她帮助犯人们发声请愿争取确定刑期。导演邱礼涛在选择艾敬来扮演该角色时说，“艾敬也是我相识十多年的好朋友，她的性格有点像誉玲，同样地富正义感和不喜欢香港。”
艾敬说：“他从来没问过我是不是不喜欢啊。他应该是能感觉到……”
现在的香港对于艾敬来说，多是中转或短暂停留的地方。假如停留超过3天，她就很狂躁。住处紧邻着shoppingmall，“除了花钱，不能有任何行为。……它让我不透气，花够了，我得赶紧走，不然我要破产，得赶紧逃离香港。”
只有早上的时候，她有心情欣赏所有商品安静地待在橱窗里，行人脚步匆匆，送报纸的、捡垃圾的、做鱼蛋粉的蓝领人们为香港的繁荣面目辛苦装扮。
年，香港的旅游发展局找到在纽约生活的艾敬，希望她能在回归10周年之际，改编《我的》。艾敬本能地拒绝。对方又说，其实艾小姐，你唱的是自由行，我们当时香港人很害怕，可是后来发现你太超前了，你首先唱出了自由行的概念。
“他这一夸，我觉得我为香港做出了贡献，而且是很有前瞻性的。那个时候他们说这是后现代。其实我并不懂什么叫后现代，或者我根本也预见不了自由行，”来人的夸赞让艾敬答应改编。她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香港，就为了“从里子到外面都要统一”，找到对的氛围。
录制那天，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带着燕窝来探班（艾敬强调：“必须说明，她是广州去的”），被她拉着录了一段人声--粤语的“你好”，末了还给署了名。
“其实我不想在音乐方面有什么发展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展览了，我觉得离音乐已经很远了。我的那个女朋友说，哎呀，听到你录音还是很激动的，好像又回到了年那个时候。”（本文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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