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盐与光郭爽新书正午时踏进光焰

来源：左耳时间：2019/2/6

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扬尘，有时甚至觉得没人把我们当回事，但郭爽却说“必须写下我们”。

正如托马斯·福斯特所说，“小说教给我们一件大事：我们很重要。……因为生命就作为生命而存在。”

新锐作家郭爽的首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有着对情节和人物绵密的排布，字里行间吐露出对父辈与过去的问询，同时她也在努力书写这个时代的“我们”。

12月22日，郭爽携新书《正午时踏进光焰》做客广州·方所，与文学批评家胡传吉教授，书评人刘铮（乔纳森）展开一场关于小说与生活的对话。

“我突然发现有必要去找回曾经的自己，

和与父母之间的生命联系”

郭爽：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作为一个在广州居住了十几年的人，第一本小说集在年底最后一场活动能回到广州来做，我非常地高兴，也感谢今天的两位朋友。我左手边的是著名书评人刘铮（乔纳森），右手边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传吉。他们最早留意到我的写作而且是对我的写作观察时间最长、最了解的两位，能请到他们来我非常开心。

《正午时踏进光焰》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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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正午时踏进光焰》的封面开始介绍。这张照片是我前两年回家的时候拍的，我来自贵州。有一次我跟我爸一起去寨子里听一种叫“八音坐唱”的表演，我们坐在高速奔驰的车里，外面的山在移动我向着窗外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我在想，我在这里居住了十几年，我的经验都来自这里，可是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却有一种新的感觉。照片拍下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写作了。这本小说集里，有很多来自我的记忆，有我对父辈和我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思考和探索。离开家十几年之后，我突然发现有必要去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和自己与父母之间的生命联系。

我记得有一个细节，父亲生病时，医院拿检查的资料，其中有一张照了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我看到大脑的沟壑，看见爸爸侧面的头颅，他的眼睛这样鼓着。当时我想，在医生眼里我的父母就是这些沟回、这些骨骼吧，但是他们对我来说肯定不是这样的。我要去重新找回这些记忆或者说重建一种联系，我希望小说可以是一个桥梁或者一把钥匙。

“真正好的小说绝不是让你激动不已、

想要大声说话，

真正好的小说会让你沉默，让你思考。”

郭爽：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小说里的盐与光。

盐，在我看来就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们如果读到一本好的小说，你最后念念不忘的是什么？是里面的角色。你觉得和人物的命运发生了共鸣和共振，这才让你忘不掉他。这就是塑造角色的成功。我自己是一个极度依赖人物的写作者，很多时候写一篇小说都是为了去写一个人，当我的心中有这么一个角色画像的时候，我就会拼尽全力写他，想让他在小说的世界里被赋予一种生命。

什么叫做小说里的光呢？是一种情感也好，是一种理想也好。真正好的小说绝不是让你激动不已、想要大声说话，真正好的小说会让你沉默，让你思考。那么，怎样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觉得是在感动人的人物之外，还有一些标高的东西，还有一些超越现实的东西。虽然，我们知道小说首先要模拟现实，建造一个让我们能够进入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不是绝望的，是应该可以看到光的，光线让我们能够穿过那个世界、穿过那片森林。

这是我理解的小说的两个指标，所以我把它叫做“小说的盐与光”。

刘铮：盐与光，与《圣经》中的典故有关，《圣经》里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盐，就是说你要保持某种品性，从而在世界上有一种抵抗世俗的力量。如果一部小说能够成为文学世界里的盐的话，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质素的，使它抵御庸俗的侵蚀、抵御时代潮流的变幻。郭爽的小说是具有这种文学上的“质”的。

郭爽的小说并没有编织各种悬念，不像现在很多电影中的情节那样来回“反转”，凡是在情节上有大逆转的作品，在文学上我一般都觉得它的素质比较低。因为人性中有某些因素，是不能靠情节上的机巧来解释的。郭爽的叙事始终是有反思的，而且她小说中选择的人物身上所遭遇的变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富戏剧性的。什么叫戏剧性？就是前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死了；或者得了白血病等，这是一种通俗或者有点庸俗的戏剧性。郭爽的小说里从来没有这个。

比如小说中的鲍时进，是个山区里小地方的工人，是一个来自底层的人，也经历了欺骗，而后有慢慢觉悟的过程。这些过程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转折，这就使得郭爽的作品本身有一种文学上的“质”的感觉，这个“质”在文学作品里面就是一种“盐”。

关于“光”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的创作和阅读中，有些东西是大家心知肚明但又知道那是不能写的。

我对郭爽的小说有一个说法：她有可能无意中构建了一种盼望的伦理学和盼望的美学。这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希望，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可能对美好生活是什么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希望都是指向那个方向的。对写作者来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有许多题材无法去触碰，但是如果写作者能把人们共同的希望、用他的文学处理方式把人们共同的心理感受反映出来，就起到了一种光的效果。这样的文学作品就像一道光，我们虽然不知道光源具体是什么，但是我们有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非常重要。

“我愿意和父母一起作为‘我们’”

胡传吉：目前为止郭爽所有的作品我都读过，而且不止一次读过。郭爽的写作非常聪明非常巧妙，她会把盐和光细致地融入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中去，用非常地道的中国语言表达方式，书写自我的经验及跟父辈之间的关系。那是长久以来被中国当代文学忽略的巨大现实，那些买断工龄、自谋出路的下岗工人，身上有太多的沉默的经验。“必须写下我们”，郭爽让沉默的经验发光。有些人事，不能说，说不出口，或者像孔子所说的“不忍言”，郭爽通过与父辈的关联，把那些沉默的经验与历史带出来了。在同时代的写作者身上，这种见识、魄力及写作路径非常罕见。

郭爽：为什么我要说“必须写下我们”。这本书不是单独写父辈，也不是单独写我们这些漂在大城市的年轻人的故事，它写的是“我们”之间的故事，是两代人的互观。“我们”是谁？在我看来，有两层意思。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原生家庭，可是我愿意跟父母一起作为“我们”。

年轻人都有跟父母之间沟通的困难，但是我们能不能放弃他们。父母是很难放弃孩子的，因为这是一种天生决定的关系。可是孩子长大之后多少有一段时间是叛逆无情的，可以把父母暂时地抛于身后的，然而后来你会发现：所有的关系都可以选择，只有父母是唯一没办法选择的。

这个时候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怎么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如果我们用一种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悲剧和他们的命运，我们的父辈是生于50、60年代的一辈人，他们身上都有共同点，是这个国家、历史、社会给他们造成的一种伤疤。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我讲了为什么写这本小说，就是想与我们的父辈谈话。

“与我们的父辈谈话，是面对衰老与未知时一次向着时间的问询，但更多的是一场启示，我不满足于现实，想要去冒犯历史以及任何一种继承的叙述，我不相信也不愿装成相信，于是，潜入父辈的耳朵和眼睛里，试图在带着人声与热气的经验里，找寻一些不会被记载，除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之外，再也没有人关心的事实。在巨大的怪兽面前，我俯低慢慢慢慢写下这些，用我能做到的文学的形式。”

这是我理解的一个“我们”，我们和父母是“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是每一代人都有一些共通的经验。在这本书里被提及最多的是《拱猪》，这篇小说在年得了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的首奖。这个篇目里面的“我们”既包含了父母和子女，也包含了年轻一代，她们在粉丝文化里结成的一种隐秘关系，两个少女之间如何去缔结这种关系，这段关系又是如何被摧毁的。

在我之前我没有听见哪个作家觉得粉丝是值得写的，或者觉得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难道这些不是生命的迹象吗？除非我们能够闭上眼睛否认这些现实。如果一个作家你对自己周围的现实都忽略不见，没有勇气想这背后是什么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在中国写作？

“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方式去裁定对错了，

在小说里，不需要再这样了。”

刘铮：郭爽的小说集里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代际之间如何实现和解的问题。代际之间要是想达到和解，必须有共同的经验。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和父辈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共同基础、共同经验的话，我觉得只有一条：挫折的经验。当你的人生变得难了，你才能跟父辈和解了。你遇到困难了，才会明白，原来上一代也曾遇到这样的困难。就像我有了小孩子之后，成了中年人了，感觉世间是一地鸡毛了，我才发觉跟上一辈人之间有了和解的可能性。

这个时代，我们中国人身上最大的共同点，我觉得其实是挫折的经验。每个人都有了跟上一代人相近的挫折感。那些下岗工人的感觉，在你身上，虽然可能换了一种形式，但是也有。

所以，郭爽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小说《九重葛》里，写到的两个年轻貌美的女性，她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无法跟上一辈人达成和解，因为她们的人生都在往上走，她们在走向外面的世界。可是到她们三十几岁了，她们像我一样感受到人生是一地鸡毛了，爱情也不行了，事业也不行了，这时才觉得跟父母有了某种相通的可能性，甚至说有了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这种和解本身也是五味杂陈的，它是一种表面上的和解，这种和解本身也蕴藏着某种差异，它也是脆弱的。

郭爽：这种象征性的和解我觉得是一个手势，不是一个实质的结果。目前来说我还看不到他们彻底碎掉，也许最后会碎掉，但是我愿意在这个时间段里留下一个手势。就像金宇澄老师说的，他说他写《繁花》，就像用一个玻璃罩子把那些人的生活、声音、笑语固定在那里。时代是在一个大的崩坏中的人只能抓住一点能抓住的东西，这种沉默的悲哀，这种无声中的呐喊，就是我们的现在时，也是让我不忍转过头去忘掉他们的原因。

另外，小说家可能要放弃很多道德上的考量，你说鲍时进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还要去写他，他难道也是正当的？我想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方式裁定对错了，我们有法律，有道德，有私下的议论来裁定这个人是善是恶，是对是错，在小说里，不需要再这样了，我只需要写出他是什么样的，就可以了。写到什么程度，那是小说家的功力所在。这是我想讲的。

胡传吉：“必须写下我们”的这个“我们”，对比前辈写作者笔下的“我们”，书写难度要大得多。我觉得，不论是写作者还是学者，都需要有勇气和魄力为历史与现实做出相应的命名及阐释。年轻的写作者，可以跟父辈或前辈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畏惧前人所设下的阴影或幻象，以最强悍的生命力，写出自己想写以及能写的。以我近年的阅读经验看，郭爽是当下最值得期待的年轻作家。

刘铮：我们现在媒介的发展，对从事文字创作的年轻作者来说，是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所以，现在仍然在这个领域进行探索的人，我都觉得很了不起。今天仍然像郭爽这样坚持写作的这些作者，一定会给我们提供新的认知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改变、调整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我对郭爽的一个评价。